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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的革命文化

苏区的革命文化,既是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苏区军民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苏区的革命文化如奇葩开放,馨香满园。
 
苏区的革命文化,包括戏剧、歌谣、绘画、音乐、报刊、新闻出版和图书博览等方面。
 
早在红军和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军中的宣传人员就常自编自演一些小型的活报剧,既为自娱,也为宣传发动群众。1931年11月,在一苏大会前后,一些有较高艺术素养的戏剧人才如李伯钊、赵品三、钱壮飞、沙可夫、胡底、石联星等,先后从上海等地汇聚瑞金。他们在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的组织下,成立了大会筹备处文娱小组,为一苏大会排演了话剧《最后的晚餐》、《黑奴吁天录》等几台大戏,活跃了与会代表的精神生活。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成立时,赣县田村、白鹭的东河剧团和瑞金、于都等县的采茶“三脚班”,在叶坪向出席“一苏大会”的代表们献演了一台自编自演的现代革命戏剧,其中有《活捉张辉赞》等剧目。1931年冬,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率先成立“八一剧团”。接着,红军各军团也相继成立业余戏剧组织。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编成红五军团后,“八一剧团”赶排了自编的现代歌剧《为谁牺牲》前往起义部队慰问演出,受到起义官兵热烈欢迎。1932年9月2日,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业余性质的“工农剧社”。1933年3月,“工农剧社”在共青团和工会组织支持下开办了第一期戏剧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戏剧演员,以他们为主组成了“蓝衫剧团”(因演员演出时都穿蓝色服装而得名),戏剧训练班也改名为“蓝衫团学校”。这期间,博生、兴国、于都、胜利等县以及汀州、叶坪等地和红军学校,都先后成立“蓝衫剧团”,粤赣省也成立了“蓝衫剧团”。这些剧团都属专业性质,演员队伍发展到六七百人。中央政府教育部专门设立艺术局,领导苏区的文艺工作。1934年2月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后,将“蓝衫剧团”改名为“苏维埃剧团”,将“蓝衫团学校”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并领导制定了苏维埃戏剧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制度,使苏区戏剧运动走上了群众化、组织化、革命化的道路。戏剧运动的广泛开展,促进和推动了戏剧创作的繁荣。苏区的戏剧家们,创作演出了几十个艺术感染力很强的现代革命戏剧。其中有:七场现代剧《我——红军》(沙可夫编剧)、多幕剧《假充老婆》(韩进编剧)、独幕剧《残忍》(戈丽编剧)、滑稽剧《松鼠》(胡底编剧)等。瞿秋白亲自将这些剧本汇编成书出版,书名为《号炮集》。戏剧艺术家李伯钊、石联星等的精湛表演,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突围长征后,中央工农剧社编成“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留在赣南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演员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前线、医院和农村屋场巡回演出,鼓舞人们奋勇杀敌。1935年2月上旬,元宵节前夕,在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中,瞿秋白主持“火星”等三个剧团在中央分局驻地于都黄龙(今黄麟)井塘村举行汇演,评出优胜,发给奖品,使中央苏区戏剧运动发展到高潮时期。汇演后第2天,瞿秋白即与何叔衡等一起离开井塘村往白区突围,不幸落入敌手,英勇就义。三个剧团的演员们也随中央分局机关转移到于都南部禾丰地区,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不久就编入赣南省游击部队开展游击战争。
 
威武雄壮的红军歌曲,乡土气息浓郁的赣南、闽西客家山歌和发表在苏区报刊、墙报的诗歌等红色歌谣,受到苏区军民的喜爱。曲调优美的兴国山歌最受欢迎,一句悠长的“哎呀嘞”开头,接着就是“同志哥”、“同志妹”你来我往地对唱起来。为数众多的男女红色山歌手,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革命山歌,到处传唱,如《送郎当红军》、《铁打红军炼出来》、《苏区干部好作风》等。这些红色歌谣成为战斗号角,鼓舞着千千万万优秀青年参加红军,打土豪,闹翻身;激励着红军将士们奋勇作战,杀白匪,反“围剿”。
 
苏区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也如春花怒放,尤其是反映红军战斗生活和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的创作,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红星报》编辑部编辑的报告文学集《火线上的一年》出版后,红军将士们争相阅读,爱不释手。苏区的美术,植根于火热的斗争生活中,茁壮地成长起来。《红星》报社专门出刊有《红星》画页。绘在墙壁上的充满战斗激情的红军漫画、壁报布满村前屋后。
 
在苏区,无论是党政组织、群众团体,还是红军部队,都非常重视新闻出版工作。中央苏区先后成立了中央出版局、中央总发行部等数十个出版发行机构,建立了10余个印刷厂、印刷所,先后创办出版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苏区工人》、《斗争》等130余种报纸杂志。其中《红色中华》报发行量达40000份,《青年实话》发行28000份,《斗争》杂志发行27000份,《红星))17300份。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色中华》报仍在赣南苏区出版发行到1935年2月初才停刊。苏区出版机构编印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政治理论书籍和各类军事、科技书籍,计有350余类数万册之多。在瑞金县城办有红色书店,专门销售这些书籍。
 
中央苏区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在瑞金建立了中央博物馆和中央图书馆,收藏了不少文物和图书资料,免费对公众开放,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非常重视群众文化工作,在苏区城乡普遍建立了俱乐部,在各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都建立群众文娱场所——列宁室。1933年6月,中央教育部曾制定颁布了《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对俱乐部的工作和组织作出了规定。1934年4月,中央教育部重新颁布《俱乐部纲要》,使苏区地方各级俱乐部组织更趋规范。纲要指出:“俱乐部应该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自我教育’的组织,集体的娱乐、学习、交换经验和知识,以发扬革命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从事于文化革命的目的。”纲要还规定:凡苏维埃公民都可以加入其所在地的某一俱乐部;非公民而能担负俱乐部工作又遵守苏维埃法律者,亦可加入。俱乐部的经费主要由俱乐部成员募资解决,不够部分请求各机关团体津贴。每一俱乐部设演讲股、游艺股、文化股及图书室等机构,条件具备也可增设其他工作机构。而列宁室是中央苏区最基层的群众文化组织,直属于俱乐部领导。原则上每一个伙食单位设一个列宁室。
 
毛泽东主席对中央苏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这是人类精神解放绝大的胜利”。这是十分恰当的。
(市委党史办供稿,胡日旺执笔)
来源:中国赣州网
[责任编辑: 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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