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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的卫生事业

医药卫生事业,关系到保障红军的战斗力和苏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从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之初,党和红军就克服各种困难,逐步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医药卫生事业。
 
赣西南根据地最早的红军医院,是1928年10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在东固三彩的山坑创办的。说是医院,其实只有民间草药,乡村郎中用中草药为红军伤病员治病疗伤。1929年3月,这所医院迁至东固瑶下,改名为赣西第一后方医院。
 
红四军在井冈山小井也办有一所红军医院。1929年1月红四军游击赣南时,这所医院留在井冈山,后被国民党烧毁,红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全部遇害。红四军游击赣南途中的伤病员,只能用担架抬着随军行动,到达东固后才将大部分伤病员留在东固红军医院,一部分送到于北桥头根据地治疗。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攻占福建长汀县城。城内有一座由英国教会开办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是位出身贫穷、同情革命、支持红军的进步医生。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与他建立了密切联系。这座医院成为不挂牌子的“红军医院”,傅连暲这位基督信徒实际成为一名“红色医生”。
 
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一直在设法建立条件较好、规模较大的红军后方医院。他们不断地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派遣医术高明的医师到红军中来工作。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城。毛泽东亲自造访城内一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医科大学的名医戴济民(人称戴胡子),动员他为红军服务。戴济民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所折服,毅然携带着自己药铺的所有药品,加入红军,帮助红一方面军办起了红军总医院,并且担任总医院院长。总医院先设在吉安市郊的清凉山,后迁至兴国。1931年春,党中央也冒着极大危险,给江西苏区派来了贺诚、彭真(即彭龙伯)、陈志方等医务人员。他们到苏区后,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军医处,贺诚任处长,专门领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设在兴国茶岭的红军总医院,下设4个分院,分散在茶岭附近的高山密林中。医院设备十分简陋,器械和药品缺乏,木匠锯子、屠户的刀子、竹制的镊子和探针、木制的夹板,都用来做手术。医生奇缺,一个收容300人的医务所只有1名医生,看护人员主要靠粗懂医疗知识的青年妇女充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红军总医院收治了数万名红军的伤病员。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苏区的卫生事业加快了发展步伐。卫生行政管理方面,军队系统于1932年10月将红军总军医处改设为红军总卫生部,继续由贺诚任部长兼政委。军团和师一级也设立了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为了加强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指导,军委总军医处于1931年秋创办了向红军和全苏区发行的《健康报》,1933年夏又增办了内部刊物《红色卫生》。这两份报刊专门刊载有关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评论、消息,卫生简讯和卫生知识。在地方,从中央到省、县苏维埃政府,由内务部分管卫生工作,乡、村成立卫生小组。医疗机构方面,军委所属的红军后方总医院下设有7个后方医院;各军团和军区也分别设立了后方医院和野战医院。红军伤病员的医疗后送体系,由设在于都桥头的军委后方办事处统一领导,日趋完善,前线伤病员能很快后送救治。为方便地方工作人员和工农群众看病,1933年初,毛泽东动员傅连暲将“福音医院”迁到瑞金杨岗下,成立了“中央红色医院”(后改称为“苏维埃国家医院”);在各省、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和一些大的集镇、乡村,建立了医疗诊所。
 
为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紧缺的困难,中央苏区在于北区琵琶垅办起了卫生材料厂(后迁瑞金朱坊),唐义贞任厂长,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生产酒精、纱布、绑带等敷料和中草药丸剂。中革军委还发布训令,要求由军委总卫生部统一采购和分配药品。国家外贸局和各外贸分局克服困难,从白区采购回大量紧缺的药品器材。
 
发展苏区卫生医疗事业,最要紧的是要有人才。仅靠中央派来和争取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为红军服务,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32年2月,中革军委创办的红军军医学校在于都县城天主教堂开学。同年3月,这所学校迁往兴国茶岭红军总医院所在地。学校由贺诚兼任校长,彭真(彭龙伯)兼教务主任,起初只有2名业务教员和1名政治教员。从红军各部队抽调来的第一批学员共20余人。他们克服文化程度低,教材、教具缺乏等困难,在8个月至1年的时间内,学习了一些必要的医学基础知识和战伤救治及痢疾、疟疾、下肢溃疡、疥疮等几种常见病治疗方法,1933年4月完成学习计划,19人通过毕业考试。随后又招收了2批学员。1933年8月,军医学校迁回瑞金,改校名为红军卫生学校,扩大了规模,学员发展到四五百人。教学条件也有了改善,有了图书室、模型室、标本室、动物实验室、解剖室、细菌培养室和检查室,还有化学实验室和瓦斯预防研究室等。这所卫生学校先后培养军医200多名,卫生长、卫生员、药剂师、护士等四五百人。此外,1931年冬,傅连暲在长汀“福音医院”也创办了“红色医务学校”,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这些红军自己培养的红色医务人员,缓解了红军部队和苏区地方的急需。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医疗卫生战线的领导骨干和专家。
 
苏区卫生工作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方针,就是“预防为主”。
 
土地革命运动开展以前,赣南农村的农民,不讲卫生,喝生水、生病叫魂、停尸不埋、弃婴河内、早婚等乡规恶习,根深蒂固。红军部队由于战事频繁,条件艰苦,也存在许多不卫生的习惯,严重影响部队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党和苏维埃政府认真总结了苏区和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确定卫生工作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红军各级领导机关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十分注意教育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破除陈规陋习,讲究卫生,坚决同一切不卫生习惯作斗争。1932年7月,中革军委发布了开展卫生工作的训令。1933年2月至同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先后颁布、制定了《苏维埃区域防疫条例》、《苏区卫生运动纲要》、《五个月卫生工作计划》、《关于预防传染病问题》等文件,对苏区群众性卫生运动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其中包括:广泛进行防疫卫生运动宣传,成立群众性卫生委员会;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大搞清洁卫生;经常进行卫生检查,加强对卫生工作的社会监督;普及卫生常识,解释各种疾病的来源和预防方法;及时深埋尸体,防止腐烂发生瘟疫;切实注意和改善医院的卫生设备,等等。
 
党和政府的号召,得到了苏区军民的热烈响应,一个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在苏区城乡热烈开展起来。家庭之间、村组屋场之间、区乡之间乃至县之间、红军各部队之间,都开展了热烈的卫生竞赛,优胜者奖旗登报上红榜,并给予物质奖励。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对群众卫生运动这样记载道:“将居民编为卫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十一二家为一班,七八家一班的多。有班长。”“虽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实际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乡苏政府对大扫除、饮食卫生和服装卫生都提出具体要求,“以上各项,不做的,发动儿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红军中卫生防疫工作做得更好,对于促进指战员们的身体健康,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市委党史办供稿,胡日旺执笔)
来源:中国赣州网
[责任编辑: 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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