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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苏区的扩红运动和支前工作

苏区时期,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赣南地区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赣南在1926年8月成立第一个中共支部时,只有3名党员。1927年春发展到630人,1928年底有1500余人。1929年5月统计共有党员3000余人。1930年秋,全赣南党员数发展到7700人以上。1933年最多,约有50000人,约占当时赣南苏区人口总数的2.4%。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先后建立的中共特委(或相当于特委)一级组织共有22个,建立中共中心县委组织4个,中共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组织40个。
 
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是革命发展的根本保证。然而,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因而党内存在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小农意识、保守思想、家庭观念、地方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主义等现象。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防碍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如让其滋长发展,势必对革命造成危害。因此,赣南党组织在经受血与火的斗争考验的同时,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从领导工农大众开展土地革命一开始,就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使之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作为主要目的之一,并且开始了建立革命政权的实践。在赣南地区,党领导建立的革命政权,经历了由临时政权性质的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到由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的发展过程。1931年11月在“一苏大会”上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逐步建立、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苏维埃政权系统,充分说明赣南乃至整个中央苏区政权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政权组织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权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苏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中央审计委员会等部分组成。
 
“全苏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大会每两年召开1次。它的职权是:制定、修改、颁布宪法及其他法律,规定全国的大政方针;听取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并讨论之;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召开的第一次全苏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63人组成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召开的第二次全苏大会,选举175名中央执行委员和36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组成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苏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为:对全苏大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负责颁布各项法令,并在苏维埃共和国全境内执行;审核批准一切关于全国政治、经济政策和国家机关的变迁,有权停止执行或变更中执委主席团、中央人民委员会及其他机关的法令和决议;决定内政外交大政方针;改订国家边界,划分行政区域,领导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选出和撤销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及主席,撤销和变更下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制定法院的系统组织及其工作法则;组织并领导海陆空军等等。
 
中央人民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即为临时中央政府,相当于现今的国务院),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中央人民委员(部长)和副人民委员及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第二届中央人民委员会只设主席,未设副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中央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工农检察、司法等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各人民委员部之下设部务委员会,为讨论和建议该部工作的机关。
 
最高法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审判机关,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院长和副院长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最高法院内组织以最高法院院长为主席的最高法院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法院职权内各项重要问题及案件。
 
中央审计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审计机关,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期间设立。它负责审核国家的岁入与岁出,监督国家预、决算的执行。中央审计委员会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委员和主任、副主任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政权系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政权系统,由省、县、区、乡(市)四级苏维埃政府构成。
 
省级苏维埃政权由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省执行委员会组成。省执委会选举主席团,为省执委会闭会期间全省最高政权机关。省级苏维埃政府设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裁判、财政、土地、文化(教育)、内务、劳动、卫生、粮食、国民经济、工农检察、审计和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政治保卫分局、总务处等工作部门。在中央苏区,曾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和赣南等5个省级苏维埃政府。此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赣东北)等省苏维埃政府亦受临时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临时中央政府还通过设办事处或派员直接领导等方式,领导了湘鄂西、鄂豫皖、川陕等省苏维埃政府和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直接或间接指导了广东东江、陕甘、琼崖等根据地的工作。
 
县、区级苏维埃政权的产生、机构设置及职权与省级苏维埃政权相似,只是不设审计委员会;区级苏维埃政府也不单独设工农检查、内务和总务机构;政治保卫局在区一级只设特派员。
 
乡(市)苏维埃政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层政权组织,其执行委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亦设主席团,并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乡(市)苏代表直接联系选民。在乡(市)苏政府之下,组织各种经常的或临时的委员会(工作人员均不脱产),负责有关工作,计有:1、扩大红军委员会;在中央苏区时期,赣南苏区为主力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足的兵源。赣南人民为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中央苏区时期,赣南苏区总人口约241万人,其中参加红军的人数共33.1万。各县人口和参加红军人数为:
 
瑞金县: 总人口240000人,参加红军49000人;
 
兴国县: 总人口231826人,参加红军55000人;
 
宁都县: 总人口273652人,参加红军56304人;
 
于都县: 总人口344330人,参加红军67709人;
 
赣 县: 总人口159164人,参加红军11107人;
 
会昌县: 总人口240000人,参加红军38600人;
 
石城县: 总人口136000人,参加红军16328人;
 
安远县: 总人口100110人,参加红军12618人;
 
寻乌县: 总人口120000人,参加红军6150人;
 
上犹县: 总人口101518人,参加红军约2000人;
 
崇义县: 总人口89000人,参加红军约2000人;
 
信丰县: 总人口203660人,参加红军约10000人;
 
南康县: 总人口230000人,参加红军3656人;
 
自1928年至1931年冬,赣南苏区扩大红军,主要是通过建立和扩大地方革命武装、再将地方革命武装升编加入主力红军这种形式。其间,主力红军也常常直接从地方招募革命青年加入红军。1932年春开始,由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苏区的巩固,扩大红军工作改为有计划地动员青壮年自愿加入红军。1933年秋第5次反“围剿”开始后,又实行由志愿兵役制向义务兵制过渡,参加红军成为每个苏区男性青壮年义不容辞的职责。
 
赣南苏区青壮年参加红军的革命热情确实令人钦佩。1932年1月至3月,中央苏区开展第一次扩红突击运动,江西全省扩红11833人,兴国、赣县、瑞金、胜利和永丰、公略、万泰等县,都如期完成省委下达的任务。同年5月,苏区中央局决定开展“扩红突击月”,要求江西苏区扩红5000人。随后,又将7月、8月、9月定为扩红冲锋季,江西计划扩红12300人。到9月底,实际完成28690人,其中到方面军8690人,到地方武装近2万人。10月20日到12月20日,江西苏区又开展“两个月冲锋工作竞赛”,再次掀起扩红高潮。全省14个县不完全统计,两个月共扩大红军14991人。其中兴国一县扩红达2727人,名列全省第一。
 
1933年春,中共中央局提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号召,整个苏区掀起前所未有的扩红热潮。兴国县模范师率先响应中央号召,全师5161人全体加入红军,编为红三军团第六师。这一壮举被临时中央政府嘉誉为“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在他们的带动下,瑞金模范师4200人、胜利模范师2895人、博生县17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博生团”、石城8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石城团”和于都模范师1900余人、赣县模范师1860人,均先后整师、整团加入红军。仅“红五月”一个月内,江西苏区全省就扩大红军约25000人。1933年夏,中央苏区还先后创建了苏区“工人师”(后改称为“中央警卫师”)和“少共国际师”。这两个师有大量的赣南子弟。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扩红工作显得尤为紧迫,从1933年9月到1934年9月,先后5次发动扩红突击运动。每一次赣南苏区各县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兴国、于都、瑞金、西江等县,多次受到中央表扬。193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五、六、七3个月全苏区扩大红军5万名”的号召,要求红5月完成27000名,分配给兴国、胜利、博生、长胜、瑞金等县各2000名,西江1500名,洛口、公略、石城、于都、会昌等县各1000名。至5月底,全苏区超额完成计划,达30000人。其中瑞金1个月超过3个月计划,完成5000余人,名列第一,西江扩红3000人,超过50%,名列第二,长胜、太雷、博生、兴国、胜利、会昌、于都等县,都超额完成计划。
 
在扩红运动中,赣南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兴国长冈乡,青壮年男子80%去当了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瑞金下肖区有红军家属800家,在前方的红军战士有1100余名。该区有1户农民,8个儿子一齐报名要求参加红军。许多十几岁的少年,也软磨硬缠地要求当红军上前线。
 
为了扩大红军,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努力做好慰劳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工作。1931年11月召开的“一苏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1932年2月1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颁布了《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实施办法》,要求各省、县设立优待红军委员会,专门负责此项工作。1934年1月、2月间,中共中央、中央人民委员会又接连颁布了《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和《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带头参加礼拜六优红劳动,帮助红军家属砍柴、耕田、挑水,促进各项优红条例得到很好的落实。
 
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能一次又一次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一次又一次取得战斗胜利,与苏区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分不开。红军每次作战,苏区人民都要组织各种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洗衣队、慰劳队等,为红军运送弹药、粮食,抢救伤员,慰问部队,帮助红军修筑工事、侦探敌情。据不完全统计,赣南各县参加各种支前组织的共有约60万人。其中既有青壮年男女,也有白发老人和儿童团员,尤以妇女为多。1932年8月、9月间,红军发动宜乐崇战役,宁都县动员长短夫子14000多人参战支前。这年10月兴国县委统计,全县参加支前的群众,担架队5024人,救护队2519人,洗衣队3254人,破坏队2474人,运输队6790人,慰劳队2754人,向导队1564人,全县16个区支前群众达24361人。1933年2月、3月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毗邻战场的宁都东韶、肖田、吴村及黄陂、小布等地居民,不分男女老幼,自觉组织担架、救护、洗衣、运输等各种支前组织,奔赴前线,其中仅担架队就有几百人,战斗中负伤的红军伤病员全部及时抢救回设在肖田的“野战医院”。人民群众还将蔬菜、猪肉、果品等送往医院,慰问伤病员。战斗中红军抓获的16000多名国民党军俘虏,也被送到宁都苏区,得到妥善安置。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为支援红军作战,中革军委于1933年11月4日发出《关于征调夫子担任战地运输工作的训令》,决定建立3条运输线:以瑞金、太雷、石城经建宁、泰宁至黎川为第一运输线;从瑞金、长胜、博生至广昌、南丰、康都为第二运输线;从胜利、兴国、龙岗至永丰、公略、万太为运输支线;同时划定赣县、于都、信康、安远、会昌、武平等县担任西南线运输任务。要求各县要随时准备征调夫子支前运输,任务为:石城、太雷县各4000人,长胜县7000人,博生县9000人,洛口县7000人;另外动员随红军主力行动的长夫子数目为:胜利、兴国、赣县、杨殷、公略、万太、龙岗7县共4500名,西江、会昌、于都3县共900人,瑞金400人。这些任务各县都如数完成。
 
为支援红军作战,赣南人民积极生产,节衣缩食,将大批粮食和蔬菜、日用品等红军急需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1933年5月27日,临时中央政府致信瑞金、会昌、博生、石城等4县工农群众,要求4县节约五万担谷子卖给红军。这4县工农群众热烈响应党和政府号召,1个月内就完成任务。1934年2月、3月间,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号召开展征收粮食突击运动,到3月10日止,全苏区共收到谷子198000担,现款648000元,瑞金、长胜、洛口、西江、石城等县都按时完成了计划,博生、会昌、杨殷、太雷等县也将完成计划。1934年6月2日,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又致信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要求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支援红军,分配给江西省125000担,粤赣省9000担,赣南动员区25800担,中央直属的瑞金、西江、长胜、太雷4县37700担。截至7月底,兴国超额完成任务1倍以上,瑞金、于都、博生、胜利、太雷、石城、西江、长胜、会昌、赣县、杨殷等县,都超额完成了任务,保证了红军的粮食供给。
(市委党史办供稿,胡日旺执笔)
来源:中国赣州网
[责任编辑: 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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